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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余秋雨在陕西论衡中国文化
      来源:水务集团
      发布时间:2014-06-24
      浏览量:3795

          余秋雨,拥有当代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、艺术理论家、文化史学家等多种头衔。他是“中国十大杰出精英”、“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”、“影响世界一百年一百位杰出华人”。他真正贴着大地穿行4万公里,走过欧洲96个城市,著作等身。他如同生长在中国千年文化长河沿岸的一棵风景树,审视着、守护着、观望着也被观望,目光敏锐而深邃。他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,宏阔的视野,别样的智慧穿越中华文脉,滤过层层杂质,以文人之心审视着中国文化。6月18日,余秋雨来到陕西,纵论中国文脉。观点犀利,语出惊人。
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?
          “外国对中国文化的盗版,是由我们的盗版开始的,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,是和我们自己的不了解有关,我们首先错读了,外国才会错读。”

          什么是文化?什么是中国文化?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。辞海的解释“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,凡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文化”,这样的概念包囊一切,太大,不是我们现在非常焦虑的文化。狭窄的,即文化是意识形态、各种习俗、制度、自然科学和一切技术,譬如唱歌、跳舞、戏剧……但这都不是真正探其精髓的定义。我们要找的是牵动着每一个人心头之痛的文化,这种文化,和职业无关。我们不能分析,不能叙述,除了不在手里,它无处不在。文化很难捉摸,其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。他首先是精神价值,然后连在一起是生活方式,因此,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。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,陕西文化是这样,西安文化也是这样。
          文化也是一种时间的“积累”。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动态积累的过程中,渐渐积淀成一种“集体人格”。对于中国而言,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。再形象一点来说,就是鲁迅笔下的“国民性”。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,和我们自身的不了解有关,我们首先错读了。曾经有个美国教授开玩笑讲:“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,我们也希望了解中国文化,所以我们看了一些被翻译成英文的电视剧,看了以后感觉很恐怖了,你们全部在搞宫廷谋术,全部在搞君臣和妃子之间的恶性争斗,你们对一切谋略都非常深入,所以中国很恐怖”。现在中国像一个巨人,来到一个陌生的街市,所有的人都想了解这个巨人的脾性,但他们只知道这个巨人来自很远的地方,他走过几千年,这个巨人体量很大,而他们不知道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,于是大家产生了一些恐慌。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播就是准确传达巨人的性格和脾气,而不是误读。外国对中国文化的盗版,是由我们的盗版开始的,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不了解,是和我们自己的不了解有关,我们首先错读了,外国才会错读。"
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北魏孝文帝的伟大
          “汉王朝分开以后,被一个少数民族统治,我们原来以为这个少数民族应该是北方蛮族,这个北方蛮族叫鲜卑族,他们是马背上来的民族,来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好事”

         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,唯一没有中断、没有湮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。4200年前,中国有了文字、金属冶炼、集中居住,这标志着中国跨入人类成熟文明的门槛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,是人类智能的轴心时期。各大文明最智慧的人差不多同时产生,孔子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孟子、庄子……他们都在思考,从量变到质变,是全人类的智慧大爆发。不同的是,希腊的智慧主要是研究人和物、人和自然的关系,印度是研究人和神的关系,而中国则是研究人和人的关系。进入秦汉之后,帝国时代的到来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加持,秦始皇用长城将农耕文化和游牧民族分开,中国文脉得以保护。公元7世纪到9世纪,长安成为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。宋代以后,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,从朝廷关注史转变为全民生态史。而到了元代,关汉卿、王实甫、纪君祥等戏剧家的迅速涌现,填补了中国文化没有戏剧的空白。明清时代,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的出现造成了文化恐怖,使中国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走向衰败。
          在中国文脉的延续过程中,有一个人似乎很少被关注,他的名号叫北魏孝文帝。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了很多事情。他给鲜卑族的人讲:“我们虽然征服了汉族,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族的学生,我们要认真学习汉文化”。为了认真学习汉文化,他定出了一系列措施,废除鲜卑话,废除鲜卑服装,把首都从当时的平城搬到了农耕文明的所在地洛阳。最后还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则,让鲜卑族努力和汉族通婚,通血缘。这些不仅保存了汉文化,而且中华文化比原来还要好。究之原因,诸子百家共同的缺点是不知道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别的文明,但是北魏孝文帝却知道。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,已融合了希腊文明,波斯文明,巴比伦文明。这些信息,北魏孝文帝全部接受了。他是马背上的民族,他克服了诸子百家书生气、眼界小的毛病,让汉族、少数民族和当时最辉煌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聚合。在这个年轻少数民族帝王的手上,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的东西得以保全并发扬光大,与全世界最精粹的文化内容相融合,加上马背上的雄风,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,中国文脉的气贯长虹与这个年轻的君王不无关系。
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君子、礼仪、中庸——文化最后沉淀的是人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,所以孔子跟我们说‘做个君子’”

          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是“三道”,即君子之道、礼仪之道和中庸之道。“三道”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,这尊文化之鼎,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,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,更是中华文化的优势根源。
          孔子深谙文化之道,他知道文化要造就什么样的人。文化不是学历,不是概念,文化也不是文言文,不是古诗,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。所以孔子跟我们说,做个君子。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?有一个方法最简单,把君子的对立面找出来,进行简单对比。君子的对立面是小人: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;君子成人之美,小人成人之恶;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……小人的因子,每个人身上都有,君子的思维每个人身上也有,做君子不做小人,这是永恒的告诫。孔子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普及了这个理念。儒家设定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修身是出发点,而修身的模型,就是君子。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,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。只要是中国人,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,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,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。中国人你只要说他是君子,哪怕他不识字他也很高兴。君子无上光荣。
          君子之道有个麻烦,就是小孩需要培养君子作风的时候,他们还不懂事,君子不能在他成年以后再培养。四岁的小孩,他还不懂得孝道的重要,但是爸爸妈妈说,你每天要给爷爷请安。久而久之变成了生活的习惯,孩子被引入了礼仪之道。我们中国的很多节庆都与礼仪之道有关,比如春节的时候我们要给谁拜年,清明节做什么,重阳节做什么,都是一系列的礼仪普及。这是一种便于固定、实行、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。设计者们相信,只要规范在,仪式在,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,否则,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。中国被称为“礼仪之邦”,把“礼仪”当做社会模式,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。
          中庸之道的“中”是取中间值,“庸”是指取平常态,或者说寻常态。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,农耕文明靠气侯吃饭,这就意味着一切极端靠不住。农民之道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没有极端。这个思维进入到《周易》,进入到中国传统哲学,被孔子概括为中庸,认为这是最高道。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庸之道,它提供了一种灰色空间,它提供了一种弹性哲学,它没有被极端主义所冲垮,并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、阻爆和疗伤作用。
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国文化缺少公共意识、实证意识、有序意识
          “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,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。窗外的事,官员不管,知识分子也不管,这个问题谁管?”

          “公共空间”是欧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点。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强调,上对得起社稷朝廷,下对得起家庭亲情,所谓忠孝两全。但是,有了忠、孝就“全”了吗?在朝廷和家庭之间,有辽阔的“公共空间”,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盲区。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: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这里边所说的“窗外”,就是公共空间,他们不予关注。他们有时也讲“天下兴亡”,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。他们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,没有为中国文化灌输,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毛病。康德说,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,就是“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”。中国知识分子不敢,胆子小,公共空间不去。要运动的时候,一定是运用情绪。其实公共空间才是最大的文化作品,最大的文化课堂,从集体人格到审美习惯,都在那里培养。
          中国文化严重的缺乏实证意识。中国一直没有进入一种科学普及的时代,过去中国朝廷的奏折,多数讲忠和奸,很少有大臣讲国库里面银子有多少,亏空多少,盾有多少,矛有多少,马匹有多少,大家都不在乎数字。这种实证意识的缺乏,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、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。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、抵制伪造、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。中国人带着很多很多自己的谣言,走向生命的终结,但是走向生命句号的时候,耳朵里边还装了很多别人的谣言。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一个极大的伤害。
          中国文化缺少有序意识的现象和逻辑思维比较薄弱有关。社会的一种序列与规矩产生以后,人们总想把它突破。人类最大的规矩就是法制,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法制意识薄弱。拿武侠小说来说,“好汉”总是挑战法律,“江湖”总要远离法律,“良民”总在拦轿告状,“清官”总在先斩后奏。这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,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。老百姓喜欢江湖和武侠,什么是江湖?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。什么是好汉?好汉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。江湖为什么开心?因为江湖上没有法律。
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西安需要超越地域
          “西安需要更开阔,时间上更开阔,空间上更开阔。要有超越地域的大文化”

          西安是一个现代化和历史文化交合的地方。这些汉唐的古迹,给了现代化腾飞的一种历史尊严。而现在的腾飞,又让地底下的这些灵魂获得了最好的安慰,这是一种互相交融的关系。西安既现代又古典,既有历史尊严,又有现代的向往。这样一个地方,文化上有自身的优势,但需要更开阔,时间上更开阔,空间上更开阔。不能只躺在历史的厚重上,不能只看见周秦汉唐,任何祖先的光荣都要由后代创造给它带来一种新的光辉,而不是把他原封不动放着。我们保存遗迹是对祖先的尊重,但是遗迹边上,还要有真正往前走的创造。要面向未来,要面向当代。从陕西和西安出来的人,不要满口都是讲我们古代怎么样,不要成为阿Q,总是说“我的祖上比你们阔多了”,祖上比我们阔的是伊拉克。空间上也是这样,不要过多强调地方文化,不要眼睛总是盯着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长安,要用更大的视野看西安。什么是大文化,大文化是超越地域的文化。中国文化不能总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域里,如同孔子不是山东的一样,汉代和唐代是陕西的也不对,是地域。要保护遗迹,但是不要有地方观念,有地方观念就没有大文化了。文化不能局限,一局限就没有大思维,要拓宽实践思路和空间思路。

       

      (转自  2014年6月24日《陕西日报》第六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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